宋代官窑制度研究

南开大学历史系 刘毅

官窑制度是中国古代制瓷业发展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官窑制度的实质是封建帝王凭借政治特权无偿占有优质陶瓷制品。官窑制度的形成，可以上溯到唐代越州的“贡窑”，即专门为唐朝皇室烧造贡瓷的窑厂，五代吴越时期，进而发展成为“设官监窑”，设官监窑虽不同于后代的官窑，但它却是由“贡窑”向官窑制度发展的桥梁，为官窑制度的形成作了准备。宋代是我们古代官窑制度的确立时期，特点比较鲜明。

一般认为宋代的官窑有汝官窑、钧官窑、汴京官窑、修内司官窑、郊坛官窑以及哥窑。下面分别介绍一下它们的情况：

（1）汝官窑：南宋人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有“汝窑为魁”的说法，汝窑是宋代最负盛名的窑口。传世宋代汝官瓷不足百件，它们的基本特点是：器型一般不大，胎呈香灰色，釉呈天青色，釉面有细碎的纹片，除个别型体较大者外，均采用满釉裹足支钉烧法。汝官窑窑址已在河南宝丰清凉寺找到，这里出土的御用汝瓷标本与传世品的基本待征完全一致。关于汝官窑的烧造时间，陈万里先生根据成书于宣和五年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等有关文献分析，推断是在宋哲宗元祐元年至徽宗崇宁五年（1086— 1106年）间，前后大约二十年。

（2）钧官窑：钧宫窑产品基本都是陈设用瓷，如各式花盆、花浇以及出戟尊、鼓钉洗等。胎色黑灰、质地坚硬，细致缜密。 钧官瓷的最大特点是其色彩鲜丽的窑变釉， 这种窑变为铜、铁等不同元素在烧成过程中自然流淌所形成，以红、蓝二色为主色调，有丁香紫、玫瑰红、天青、天蓝、月白等不同呈色，釉质浑厚，伴有“蚯蚓走泥纹”等特点，不少花盆底部还刻有一至十的数码字可以配套使用。钧官窑的窑址也已在河南禹县北门的钧台和八卦洞找到。钧官窑的烧造时间，李辉柄先生推断为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至宣和七年 (1101—1125年），前后约二十五年。

（3）汴京官窑：《坦斋笔衡》记载：“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人顾文荐在《负暄杂录》中也说：“宣、 政间京师自置烧造，曰官窑”。政和、宣和均为宋徽宗年号，当公元1111-1125年，这两项记载说明继汝官窑、钧官窑之后，朝庭又设置了一个汴京官窑。汴京宫窑瓷器的特点，文献记载语焉不详，无从得知，今人多认为与汝官窑相类，但釉呈粉青色，而且釉的纹片较大。也有人认为汴京宫窑不存在，“京师自置烧造”就是指汝官窑。

（4）南宋官窑：《坦斋笔衡》载： “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 袭故京遗制，贯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按照叶寘的描述，南宋官窑有两处，一处在修内司，即内窑，另一处在郊坛附近，即郊坛官窑。郊坛官窑已经在浙江杭州乌龟山发现，1930年中央研究院进行了调査试掘，确定了郊坛官窑的地望，1956和1985-86年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实物材料。据介绍郊坛官窑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产品的主要特征是薄胎薄釉，通体施釉，色粉青，有开片，裹足支钉烧；晚期产品的基本特点是薄胎厚釉，柚层厚度普遍达到2毫米以上，系素烧瓷坯、多次挂釉烧成，玉质感很强，这类产品改用底足露胎的垫饼烧法，形成“铁足”。

另一处南宋官窑及修内司官窑，准确的窑址尚未发现，因而有人认为“南宋官窑窑址应该只有凤凰山南麓郊坛左右一个地带，别无所谓‘修内司窑址’的存在”。也有人提出一种新的看法，即认为修内司窑存在，但它不在杭州，而在龙泉，即“内窑”。郊坛官窑建于郊坛建成（绍兴十三年）之后，此前朝廷用瓷数目也很可观。我们不能因为万松岭一带（南宋修内司所在）找不到窑址，就否定修内司官窑的存在。

（5）哥窑：哥窑是宋代诸名窑中一个扑朔迷离的窑口，传世哥窑瓷器最大的特点就是开片，哥瓷纹片很多，大小不同，分深浅两层，经人工染成黑黄二色，俗称“金丝铁线”；哥窑瓷器的胎、釉特征有很大差 异，烧造方法也有支钉、垫饼之别，据此，冯先铭先生认为，传世哥瓷有南宋产品，也有些是元代产品，”以时间讲，其中应有出产早晚之别，从产地说，也恐非一个瓷窑的出品。”也有人认为传世哥窑瓷器多数是元代烧的。浙江龙泉窑发现黑胎青釉开片瓷以后，使问题更加复杂，但龙泉这种黑胎开片瓷与传世哥瓷差异很大，周仁等先生经过化学测试得出结论：“传世宋哥窑不在龙泉烧造之说是可以接受的”。李辉柄先生认为，传世哥瓷是宋代官窑产品，应该把它和龙泉哥瓷区分开来研究，后者是民窑产品。笔者认为，那些确认厲于宋代的哥窑瓷器是宋代某个官窑的产品，而龙泉黑胎青瓷则是民窑仿官产品，二者不存在重合关系。龙泉地区方言，“官”、“哥”二字发音恰与别处颠倒，当地人读官音“gē”，与旁处“哥”相类，仿官（gē）窑径称为“官（gē）窑”，后讹为“哥”，这种可能性很大，所以明代又有了章氏兄弟生一、生二各主一窑的传说，遂有“哥窑”、“弟窑”对举，把后人寻找“哥窑（官窑瓷器）”窑址的视线引向龙泉。传世官“哥窑”的产地，目前尚难确认，明代笔记《广志绎》中透露一些线索：“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窑在凤凰山下”，“哥窑烧于私家，取土俱在此地”，据此说传世“哥窑”也出产于浙江杭州凤凰山。另据传世宋“哥瓷”黑胎、粉青釉、开片等特点与郊坛官窑产品相似，而且部分“哥瓷”质地明显优于郊坛官瓷、装饰风格更近于汝官瓷的事实，笔者妄断，传世宋“哥瓷”的窑口与所谓 “修内可窑”在时间和地点上有重合关系。

宋代官窑烧造制度比起明朝早期来还不够严格，官窑制度还处在它自身发展的早期，宋代是中国古代官窑制度的确立时期，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官窑制度的确立，根源于宋皇室对优质瓷器的大量需求。瓷器自东汉末年正式烧成以来，一直是民间主要的日用器皿，充作宫廷御用，则要晚些。文献和考古材料证明，唐代已有瓷器贡入宫中。到北宋，朝廷更广泛地接纳各地进贡的资器，据宋代文献如王存《元丰九域志》、庄绰《鸡肋篇》、 叶寘《坦斋笔衡》、赵与吋《宾退录》以及 《宜和遗事》、《宋会要（辑稿）》等记载，宋代的几大名窑越窑、定窑、耀州窑、 汝州窑、景德镇窑、建窑、龙泉窑等都曾向朝廷进贡瓷器，这些记载已基本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在北宋都城汴京，设有专门收藏这些贡瓷的“瓷器库”。“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 及漆器以给用”。由于质地日益精良，瓷器加入到帝后日用器皿行列，河北定窑法兴寺窑址中出土过刻有“尚食局”、“尚药局”铭款的白瓷标本，按宋代尚食、尚药两局均隶属于殿中省，其职掌是“监掌供奉天子玉食、医药、服御、幄帟、舆辇、舍次之政令”，刻有这二局铭款的瓷器应专为供奉皇宫饮膳、用药而烧造。北宋晚期的宋哲宗更室“饮食皆陶器而已”。这些日用瓷器还作为殉葬品入葬帝后陵中，供其阴间享用，如袝葬宋太宗永熙陵的元德李皇后陵中即随葬大量瓷器，此陵虽曾被盗，但在清理发掘中还是出土了优质越窑秘色瓷三件、精细的定窑白瓷三十七件，主要造型为盘、碗、杯以及套盆等。由于一般窑场的生产，无论从质量上、数量上都无法满足宫廷的大量需求，特别是为了保证供御品的精益求精，官窑制度便应运而生。叶寘《坦斋笔衡》中“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的记载虽带有片面性，却正是这一转变的真实反映。

（2）宋代官窑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皇室需要，因而生产技艺精工，不计原料、成本价值。据南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记载，“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清凉寺发现的汝官瓷标本，开片呈鱼鳞状，即纹片之间断面为一个斜面，首尾相叠，在30倍显微镜下观察，可见釉中气泡如油滴状，有些地方还有银星点，承何南省文物研究所赵青云先生见告，此即系玛瑙结晶所致。为了保证汝瓷呈色和纹片的佳丽，便把经济价值较高的玛瑙入釉料中，只有实力雄厚的官窑才能长久为之。钧官窑等官窑的设立也都能说明这个问题，传世的钧官窑瓷器基本都是用于陈设的花盒、奁、出戟尊、鼓钉洗等，供皇宫陈列花木奇石用。据分析，钧官瓷的生产与宋徽宗“花石纲之役”有关：“河南禹县的钧台窑就是为了适应宫廷的需要，从民间集中了一些优秀的工匠，专烧宫廷陈设用瓷，这就是钧窑之中官窑产生的社会原因和时代背景”另外，南宋官窑中厚釉一类产品，须经多次挂釉才能烧成，它的持续生产，也须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官窑瓷器按照宫廷设计的样式进行生产，上举宋代汝官、钧官所烧陈设用瓷均属此类，特别是钧官窑各式花盒底部的汉字数码，用来标记样式尺寸，更可以证明这一点。官窑瓷器不仅要严格按设计生产，而且产品质量必须精益求精，稍不合格，即须就地打碎重新烧造。宋代的几处官窑，都设在京城附近，有些就在京城内。例如汝官窑、钧官窑同在京西路，后者更近于汴京，至于文献中记载汴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已经找到窑址的郊坛官窑更是直接设在了京师。从汝官窑到京城官窑的发展，不仅是地理方位的转移，而且反映了宫廷对官窑控制的进一步严格。

（3）宋代官窑由朝廷派人管理。关于主持官窑烧造的政府机构，文献记载比较模糊，应该是几种可能性并存的。从《坦斋笔衡》“置窑于修内司”一语来看，似乎与修内司有关。按《宋史.职官志》，修内司为将作监下属机构之一，“掌宫城、太庙缮修之事”，并无烧造瓷器的职责，可能与瓷器有关的，倒是将作监的另一个下属机构------“窑务”，它的职掌是“掌陶为砖瓦，以给缮营及瓶缶之器”傅振伦先生曾有“命将作少监萧服在汝州监督瓷窑务”的说法，只是不详材料所出。除将作监外，文思院和后苑造作所也是值得注意的机构：“凡进御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工巧之事，分隶文思院、后苑造作所”。前引《坦斋笔衡》中“提举后苑”之说，“后苑”除了作为专用名词即“皇宫后花园”外，还可以理解为官府名称，即后苑造作所，与“提举”二字联用，后者可能性更大，因此，我们不能忽略后苑造作所主持官窑烧造的可能。按照南宋人吕祖谦《官箴》的记载，宋代官窑窑场还设有监窑官，“有为京西转运使者，一日间监窑官：“日所烧柴凡几灶？”曰：“十八、九灶”。曰“吾所见者十一灶，何也？”窑官愕然”。转运使“掌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账籍，凡吏蛊民痪，系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之事”，因此有权向监窑官询问烧造情况。按宋代京西路包括今开封以西河南以及湖北北部地区，分南北两路，南路设襄阳府，邓、随、金、房、钧、郢、唐七州和光化军，北路设河南、颖昌、淮宁、顺昌四府和郑、滑、蔡、汝五州及信阳军。汝官窑和钧官窑正在辖区之内。由于官窑的开设多是临时性的，朝廷派政府官员管理固然可以，也可以随时设立一些临时性机构主持窑务，更可以利宦官。宋徽宗对奇花异石、古董珍玩特别喜好，派宦官四处设局插括，杨戬、李彦、等曾“设局汝州”

很可能插手窑务。至于两京官窑，与皇宫相距迷迩，派宦官主持更在常理之中。“邵成章提举后苑”之说虽不足凭信，但却透露了宦官曾主持官窑（至少是南宋官窑）烧造的史实。事实上，造作所本身就是宦官机构。

（4）宋代的官窑虽为皇室需要而生产，并由政府派官员专门管理，但当时的官窑制度还不像明初那样禁令森严。《清波杂志》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按照他的记载，汝官瓷虽严格控制烧造，“宫中禁烧”，但除了“供御”的正品外，余下残次品有些尚可出卖。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15年）十月，宋高宗临幸清河郡王张俊府第，张俊曾贡献汝瓷十五件，即酒瓶一对、洗一、香炉一、香盒一、香毯一、盏四只、盂子二、出香一对、大奁一、小奁一。张俊这些汝瓷的来源有两种可能，一是先朝帝王所赐，再是购买了供御拣退的变价品。如是前者，须加特别说明，否则会被视为大不敬，所以应属于后者。另外，在北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一汝官盘和汝官碟，底均刻有一“蔡”字，据分析，此铭文为物主姓氏，物主可能蔡京或蔡绦父子，他们或位及人臣，或贵为驸马，有可能被皇帝赏赐汝瓷。但在御赏器物上刻划姓氏，难免冒犯皇帝尊严，所以这两件器物极可能是蔡氏所购的供御拣退品。汝官窑残次品的出卖，反映了官窑制度在其初期阶段尚不甚严格。即使如此，出卖的汝瓷数量也很有限，价格也会特别昂贵，所以在宋代墓葬中至今没有发现。在宋代文献中还没有能够发现关于钧官窑、两京官窑瓷器变价出卖的记载，目前也没有找到考古学上的证据，看来宫廷对于它们的控制更要严格一些。另据元末成书的《静斋至正直记遗编》中有“近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之语分析，元末世间是可以见到宋官窑瓷器的，但这些东西究竟是南宋变价的残次品，还是宋亡后逸出宫禁抑或盗发宋帝陵寝所得，尚难以判定。

（5）宋代官窑出现的技术基础是河南地区制瓷业工艺水平的迅速提高。从唐末开始，河南再度成为全国第一政冶中心，五代和北宋先后定都开封，更加巩固了它的地位。作为京都，河南地区的手工业也由于各种条件的作用，迅速发展，陈万里先生即认为，吴越国不断向北方进贡秘色瓷、使河南青瓷制造业受到影响，促进了它的发展，其中佼佼者汝官瓷，就是“受着南方越窑秘色瓷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北宋晚期，河南青瓷已经取代了越窑青瓷独占鳌头的地位。据《元丰九城志》记载：北宋朝廷每年接受贡瓷三百一十件，其中河南二百，耀、越各五十、邢十，可见河南青瓷质量之高。到了北宋晚期，又以民窑烧造技术较好的窑口为基础，先后建立了汝官窑和钧官窑。宋代两京官窑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民窑的影响，郊坛官窑除受北方窑系影响外，还受到南方龙泉窑的影响。宋代官窑与民窑的关系，不像明初那样截然对立。初立的宋代官窑烧造制度还不十分严格，并没有把皇宫用瓷与民间用瓷的生产彻底分开，已调查发掘的汝官窑、钧官窑除官式青瓷外，都还有其它产品出产。清凉寺汝官瓷“宫中禁烧”以后不再允许民间生产天青釉一类产品，民窑只能生产耀州窑系的青黄釉瓷（即临汝瓷）以及宋三彩、白地黑花碗、盘、黑釉兔毫盏、酱釉罐等，“民用器占90%以上，御用汝瓷比例很小”。钧官窑窑址上，“还有一定数量的汝瓷、天目瓷、白地黑花民用瓷等”，“在烧造时有着明显的分工”。这说明，在为皇室进行官窑生产的同时，不同于官样瓷器的民间用瓷也在附近烧造，除官样瓷器被严格限制外，并不禁止民用瓷的生产，由于官窑开窑时间短，窑工很可能有穿插现象。两京官窑地近大内，更直接效力宫廷，不再象汝官窑、钧官窑那样与民窑栉比相次，变得神秘莫测。但到少在南宋时期，官窑产品的风格又对龙泉窑产生了影响，一般认为龙泉窑出土的黑胎青釉开片一类标本即是仿官产品。冯先铭先生认为：“龙泉黑胎青瓷正是《格古要论》指出的乌泥窑，是仿官的作品，器物造型与杭州乌龟山官窑出土的标本有不少共有的式样，说明与官窑有着密切的关系”龙泉仿官产品与官窑产品显然不同，但在青釉、黑胎、开片等方面却做到了相似，这表明，南宋时期民窑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模仿官窑产品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