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窑的历史以及与邢窑的关系

定窯在唐代後期受邢窯的影響燒制白瓷，制瓷生產經過五代、北宋的發展，定窯遂成為北方最著名的瓷窯。在邢窯窯址未發現以前，對邢瓷的研究主要是依據文獻記載，因此往往把一些出土的定窯產品誤

定為邢窯產品。在邢窯窯址發現以後，又因為還未能對邢窯窯址進行科學的發掘，而對定窯儘管進行了多次調查，但在認識上還存在一些問題，尤其是對它的早期產品及其特徵缺乏應有的瞭解。因此，在

這種情況下，對定窯燒瓷的歷史以及與邢窯的關係進行探討，是十分必要的。

 

在宋代的瓷器中，歷來有所謂鈞、汝、官、哥、定或汝、官、哥、定、鈞“五大名窯”之稱，又有“官窯”與“民窯”之分。前者是明淸兩代文人評價宋代瓷器的一種稱謂，後者是從宋代瓷窯的性質來劃分的。兩者儘管不同，但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因為“五大名窯”除了定窯以外，都屬於“官窯”性質。

 

北宋時期，規模較大的手工業生產，大多集中在官營和私營的手工業作坊，朝廷皇室所需的器物都在朝廷專設的手工業作坊中製造，瓷器也由官辦瓷窯生產。這種官辦瓷窯一般稱為“官窯”。“官窯”的前身多是“民窯”，在“民窯”的基礎上集中優秀工匠，不惜工本的為官廷燒造瓷器。據宋•陸遊《老學庵筆記》記述，“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證明定窯在北宋時代，曾為官廷燒過瓷器，後因有芒而為汝窯所代替。被官廷看中並令共燒造貢瓷的瓷窯，在北方除了定窯以外，還有耀州窯，這些瓷窯由於不是直接為宮廷控制，與宮廷專設的“官窯”有著嚴格的區別。由於定窯一度被宮廷看中過，它的生產與宮廷有著一定的關係，如有的定窯瓷器上有“奉華”、“聚秀”等題款，這都是北宋官殿的名字，說明這些瓷器是當時定窯向皇官進貢之物。因而定窯雖然屬於“民窯”性質，但仍然列為五大名窯之一。

 

近年來考古工作者發現了一些帶“官”字和“新官”字款的定窯瓷器，在定窯窯址中也採集到“官”字款的標本，從而證實了定窯燒造過帶“官”字款的瓷器“官”字的涵義以及是否與官廷有關等問題，曾引起了學者們的重視。“官”字款瓷器，出土範圍較廣，不僅在遼寧、北京、河北、湖南、浙江等地均有出土，而且在埃及的古代遺址中也有發現。這些瓷器一般製作精工，胎質細薄，器形以盤、碗為最多，釉色潔白，有的白中閃青（青白瓷），不帶裝飾。由於這類瓷器大多數出於晚唐、五代至北宋早期的墓葬與塔基之中。因此它們應是定窯的早期產品，也即遠在定窯為宮廷燒造貢瓷以前的產品。故宮博物院舊藏的定窯印花瓷器以盤居多，口沿無釉（芒口）,系覆燒而成。釉色白中閃黃，與《坦齋筆衡》中“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的記載相符。雖然這些定窯瓷器不是出於“官窯”，然而己成為宮中專用之物。就這類貢瓷而言，器底均不刻劃“官”字。因此，上述出土的帶“官”字的定窯白瓷，從時間上來說是在為官廷燒制貢瓷之前，儘管器底刻劃有“官”字，但定窯當時並非“官窯”況且瓷器出土範圍很廣，甚至作為商品遠銷到了國外，也證明定窯是從事商品生產的“民窯”。另外，帶“官”字款瓷器，多與淨瓶、香爐等器皿同出於塔基之中，可見這些器皿是根據需要專門定燒的。所以，“官”字的涵義並不是“官”窯的意思，而很可能是從亊商品生產的定窯，在瓷器上刻劃“官”字，以之作為封建貴族加工定貨和對外出口的一種標記。

 

定窯是北方最著名的白瓷窯之一，在中國陶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考古工作者對定窯遺址曾進行過多次調査與重點發掘，得知它創始于唐而終於元，燒瓷歷史長達六、七百年之久。然而過去對定窯瓷器的分期多偏重於用墓葬年代來編年排比，而對燒窯遺址的規模、燒造的工藝、造瓷的原料以及燒窯所用的燃料等方面的資料則不夠重視。一般講，對燒窯遺址的調査，往往能找到一些遺物資料，可作為實物對比，以劃分墓葬出土物的窯口問題。具有確鑿年代的墓葬的發掘，其中出土的瓷器，也為鑒定窯址的時代提供科學依據。兩者的相互印證是研究工作者劃分瓷器的窯口與鑒定燒窯時代的一個基本方法。這裡從定窯遺址調査和發掘的資料出發，談談定窯白瓷生產發展的三個階段：

晚唐至五代（780—960年）為第一階段。這一階段定窯以燒白瓷或白中閃青的青白瓷為主。瓷器的製作精工，造型優美，胎色潔白細膩，瓷化程度相當高，具有一定的透明性。器形有碗、盤、盞托、壺等。碗口均凸起一道邊沿，底為玉璧形，與邢窯碗相同。有的碗口翻卷形成一條狀如凸出的口唇，有的較寬，有的較窄。由於在成形時是將碗口翻折過來粘合的，所以往往留有大小不同的孔。這類碗有玉璧形底和寬圈足兩種。盞的胎質較薄，口作葵瓣形，圈足。盞托的口沿分葵瓣口與花口兩種，製作均比較精細。壺上有獸形柄，豐肩、平底。從這些器物的造型特徵來看，均具有晚唐至五代時期的風格。從它們純白或白中閃青的釉色來看，應當是在還原焰中燒成的。考古工作者在定窯遺址的發掘中，發現了五代時期的瓷窯一座從而得到了實證。窯的結構是由煙囪、窯床和火坑三部分組成的。坑內沒有爐的痕跡，坑底還存留有少量木炭屑堆積，附近沒有發現煤渣，可見燒窯用的燃料是柴而不是煤。柴是燒還原焰最理想的燃料，由於柴的火力軟而火焰長，不僅使窯內空氣易於排除，而且窯外的空氣沒有進入的餘地，因此證明它是一座還原窯。發掘資料表明，定窯白瓷在笫一階段是在還原焰中燒成的，釉色白或白中閃青，是定窯早期產品的重要特徵。

 

北宋至金(960-1234年）為笫二階段。這一階段的重要標誌是從燒觚白中閃青（青白瓷）的釉色，向燒制白中泛黃的釉色方向發展。瓷器數量增多，燒瓷範圍不斷擴大，瓷器的造型十分豐富，並興起刻、劃花紋裝飾。為了滿足當時社會對瓷器的大量需要，窯工們多生產盤、碗之類的器皿，並採用印花的方法。當時，覆燒方法的創造成功，是燒窯技術的一大革新。採用覆燒法以及大量運用裝飾花紋，是這一階段定窯燒瓷的重要特徵。由於定窯大量生產瓷器，而燒窯用的木柴逐漸枯竭，則不得不用煤（北方多煤）來代替。從柴窯變煤窯又是一大變化。但煤與柴不同，煤的火力強而火焰短，不僅窯內空氣不能完全排除，而且窯外的空氣容易進去，致使窯內產生氧化作用（自然氧化性質），因此器物的釉色就從白中閃青變為白中泛黃了。窯工們創造性地在這種白中泛黃的瓷地上，裝飾以刻、劃花或印花紋飾，收到了良好的藝術效果，這就是定窯瓷器獨特風格形成的原因。

 

元朝的大一統(1234-1368年）為第三階段。這一階段定窯瓷器的品質遠不如以前，數量也大為減少，器形以盤、碗為主。器物質地粗糙，一般不作裝飾，基本上失去了原來定窯瓷器的風格。至於生產上採用疊燒法，也是定窯衰敗的一種表現。從第一階段的匣缽仰燒到第二三階段的支圈覆燒，無疑對定窯的生產發展起了重要作用。然而用覆燒法儘管能成倍地提商產量，但採用此法的缺點是器物口沿無釉，特別是大量耗損制瓷原料。在燒窯過程中，為了不使瓷坯與窯具收縮率不一而影響瓷器品質，所以支圈組合窯具用的原料與瓷坯用的原料相同。這樣燒窯一次窯具耗損的原料，要大於瓷器本身所用原料的約三至四倍。如按定窯在笫二階段的二百多年間採用覆燒法計算，則瓷土耗損之大就可想而知了。現在遺址範圍內堆積如山的窯具，就是制瓷原料大呈耗損的真實反映。因此，到了第三階段，就不得不改用疊燒法，瓷器品質也就顯得粗糙了。

 

綜上所述，定窯白瓷在晚唐、五代時期，是在還原焰中燒成的，因此釉色是白中閃青。北宋以後，由於燒窯燃料的改變，器物主要是在氧化焰中燒成，致使釉色白中泛黃。再在器物上裝飾以刻、劃或印花紋飾，就形成了定窯的獨特風格。後來，隨著優質原料的大量耗損，疊燒法的興起，定窯瓷器也就失去了原來的風格特色。

 

我國瓷器發展到唐代，出現以越窯為代表的南方青瓷和以邢窯為代表的北方白瓷，故有“南青”與“北白”之稱。邢窯白瓷在唐•陸羽《茶經》中就有“類銀'“類雪”的評語。在李肇《國史補》中更有“內丘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的記錢，可見邢窯白瓷在唐代己經揚名於天下。唐代邢窯以祁村窯的製品為最精，並具有典型邢窯白瓷的特徵。白瓷製作精緻規整，胎的潔白度很高，釉質很細，表面釉光瑩潤等遠遠勝過其它窯瓷，所以陸羽形容它白如雪是有道理的。

 

定窯不見於唐入記錢，也未發現早于唐代的遺物，因而定窯燒白瓷的時代要晚于邢窯，從定窯燒制器物的特徵來看大體與邢窯相同，在拉坯成形以及燒窯技術上，定窯雖然也比較精工，但還不如邢窯。由於兩窯在地理位罝上相處很近，所以相互學習與互相競爭是很自然的。例如兩窯燒制的玉璧形底碗，品質基本相同，說明定窯仿邢窯是完全可能的。隨著定窯生產的發展以及邢窯的逐漸衰落，出現了陶瓷發展史上定盛而邢衰的局面。

 

晚唐至五代時期定窯白瓷大量生產，在數量上遠遠超過邢窯。因此，墓葬中出土的這一時期的白瓷，有些曾經被認為是邢窯的產品，實際可能是定窯的產品。在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古代遺址中，白瓷往往與越窯青瓷和長沙窯瓷器同時出土，這不僅表明這些遺址的時代相當於中國晚唐以後，而且在出土的白瓷中，既有邢窯，又有定窯，根據定盛而邢衰的情況觀察，在時代越晚的遺址出土的白瓷中，定窯製品可能會越多。

 

邢窯與定窯究競如何區分？筆者曾在《文物》一九八一年笫九期《唐代邢窯窯址考察與初步探討》一文中作過一些對比，但當時由於對定窯早期產品還缺乏認識，如文中提到“定窯底中心無釉，質堅而不甚白，釉色微黃等說法，均帶有一些片面性。為了弄清兩窯的異同之點，還是以兩窯產量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玉璧形底碗為例，進行排比研究。俗稱的玉璧形底碗，系淺式碗，敞口，碗壁直斜平底足矮而形似玉璧。邢、定 二窯所產的玉璧形底碗，造型基本相同，釉色均白中閃靑，這是它們的共同特徵，也是定窯竭力仿效邢窯的結果。它們的區別主要有如下幾點：

 

笫一，在造型上雖然它們都是淺式，敞口，底為玉璧形，但定窯碗的口沿變化多端，有的凸起一道大小不同的邊沿，有的在形成時將口邊翻折過來再粘合，形成一種俗稱唇1:1的寬邊，因而中間有空隙，隨著卷邊的寬窄往往留有大小不同的圓孔。邢窯口沿常只凸起一道較細的邊沿，沒有將1:1翻折過來的作法，因而邢窯不見有寬邊和留孔的現 象。

 

笫二，定窯碗內壁加工精細光滑，外壁往往留有明顯的輪旋刀痕，撫摸時有高低不平之感。邢窯內外壁均加工精緻，表面平滑，不留輪旋痕跡。

 

笫三，定窯施釉有碗內外施滿釉，底中心也施釉的：有碗外壁施滿釉、底中心不施釉的，還有碗外壁施半截釉、近底處無釉的三種。邢瓷均施滿釉，底中心也施釉。

 

笫四，定窯施釉不如邢窯均勻，尤其是碗外壁釉面往往高低不平或有所謂“淚痕” 現象。

 

笫五，定窯碗底中心施釉薄而不均勻 。往往在中心部位有漏釉現象。邢窯施釉厚而均勻，沒有漏釉痕跡。

 

邢窯產品無論是在成形、加工、施釉、 燒窯等工藝過程中，均一絲不苟：器形規整、釉色光潤等與文獻記載的“類銀”“類雪”相吻合。定窯製品雖然也比較精細，但定窯白瓷碗與邢窯製品相比不免有些遜色。

 

對定窯瓷器的研究，過去由於受歷史文獻的局限和考古資料的缺乏，往往把覆燒印花瓷器定在北宋早期或宋敏宗時期。因對真正代表北宋早期或中期的器物缺乏認識，特別是長期以來以靖康之變作為定窯的時代下限，因此流傳著“金代無定窯"的說法。

 

近些年來，由於一些具有北宋早期紀年的墓和塔基中，出土了不少的定窯瓷器，這樣北宋早期定窯的面目開始揭示了出來，對覆燒印花瓷器的斷代問題也提供了旁證。河北定縣的靜志和淨眾兩塔，出土的定瓷達一百五十餘件，其中有盤、碗、碟、杯、托 子、瓶、罐和盒子等日常生活用具，還有淨瓶、爐、海螺等器物。它們不僅數量多，品質好，而且有科學的年代依據。靜志塔出土平底盤兩件，盤裡中心部位用細線條劃出蝶紋，紋飾佈局與五代至北宋早期越窯瓷器的對蝶紋飾如出一轍。兩件盤子的底部均有墨書銘文，一書“太平興國二年五月廿二日施主男弟子吳成訓史施錢三拾文足陌供養舍利”；—書“太平興國二年五月廿二日施主男弟子吳成訓錢三拾足陌供養舍利”（977年）。淨眾塔也出土刻有“至道元年四月弟子于岩記”字銘的蓋罐一件（955年）。因此得知這兩座塔所出定窯瓷器的相對燒制時間。淨瓶出土比較多，瓶均有流，有的流上有蓋，可以看出還保留卷唐代銅淨瓶的遺風。從這些出土定窯瓷器看，己興起了刻劃花裝飾並追求浮雕效果。主要刻蓮花瓣紋，有一層、二層、三層不等，有的蓮瓣還劃刻輪廊線和花筋。這批北宋早期的定瓷，沒有印花裝飾，燒造方法還是匣缽仰燒。

 

北宋中期的定窯瓷器，在北京豐台王澤墓、北京豐台遼墓、北京府右街遼墓，以及江蘇鎮江宋章岷墓中，均出土了不少。與上述北宋早期器物相比，有一定的區別。遼重熙廿二年（1053年）的王澤墓出土的碗、盤，口沿均作葵瓣式。壺的腹如瓜形，扁條狀執柄，壺流彎曲，胎體較薄，整個壺給人以秀美輕巧之感。北京豐台遼墓出土的瓜棱壺，在形制上多仿造金銀器皿。北宋中期的定窯瓷器在裝飾上浮雕蓮瓣紋明顯減少，而多在平面地上刻劃花紋，線條較前熟練，流利自然，紋飾題材除蓮瓣紋外，開始出現各種花卉，以萱草紋比較常見。從盤、碗器物的口沿有袖來看，覆燒方法還未採用，印花裝飾尚未流行。這時期器物儘管與北宋早期有著某些差別，然而它們在器 形、花紋裝飾以及燒造方法上具有許多共同的特徵。北京豐台王澤墓出土的淨瓶其造型與順義遼開泰二年（1013年）淨光塔出土的淨瓶幾乎完全相同，裝飾多採用刻劃花，燒造方法也均採用匣缽仰燒。

 

瓷器的生產是隨著社會需要而發展的，宋代社會對瓷器的需要槪括起來有如下三個方面：一是朝廷皇室所需要的高級瓷器；二是各大都市的封建貴族與廣大城鄉民眾所需要的日用瓷器；三是海外貿易用瓷。北宋後期，定窯既要為宮廷燒制貢瓷又要為民間生產日用瓷器，為滿足當時大量的需要，窯工們從各個方而想方設法提高產量，印花裝飾的出現和大量採用，就是為適應這種需要而發明創造出來的。印出的花紋不僅精緻、 準確、整齊，而且印花比用刀刻、劃花紋快得多，手續簡便，大大加快了生產速度。但是印花只能在一定範圍之內使用，主要是用在盤、碗器裡，器外和其它各種器物仍然採用刻、劃花的方法。因此，印花出現以後，刻、劃花仍繼續採用，並且達到了更為成熟的地步。印花的裝飾方法，不僅起到裝飾器物的作用而且還能起到器物成型的輔助作用。這就節省了成型與加工的時間（包括裝飾在內），大大提高了制坯的數量。制坯速度加快後必然要增加窯爐或改進裝燒方法來提高產量目前所看到的定窯遺址範圍如此之大，可以設想定窯當時是採取了增加窯爐的辦法。由於窯爐不斷增加，燒瓷範圍隨之擴大，生產上不免又出現許多新問題。 如離原料、燃料的產地太遠，水源不便以及交通運輸困難等等，所以改進裝燒方法以提高產雖是勢在必行的。採用支圈窯具覆燒方法比使用匣缽節省窯位空間。如果用同樣的時間和同樣的燃料，產量可以提高四至五倍。這就是覆燒方法發明的原因。覆燒方法的興起與印花裝飾法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凡採用印花裝飾的盤、碗之類的器皿，絕大多數都是芒口。因此定窯覆燒法與印花裝飾均興盛於北宋後期。

 

考古資料還證明，北方地區金代墓以及江南地區南宋墓均出土有定窯瓷器，說明當時的定窯瓷器不僅行銷北方地區，而且銷往江南各地。北京通縣發掘的兩座金代墓，出土了洗、盤、碗、碟、瓶等定窯瓷器二十六件。一號墓是石宗壁墓，根據墓誌為金大定十七年（1177年）墓，二號墓主似為石宗壁家屬，石槨型制與一號墓同，所出瓷器與一號墓瓷器的時代大體相同。這批定窯瓷器多採用刻劃花裝飾，紋飾有蓮花荷葉與萱草紋，其中也有素而無紋飾的。遼寧朝陽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壁畫墓也出土定窯瓷碟兩件，碟心裝飾以劃花萱草紋。安徽鳳台“連城”遺址發現一批南宋瓷器，其中有定窯瓷盤五件，兩件印花，一件劃花。印花為飛鳳牡丹紋飾，盤沿印回紋一周。黑龍江綏濱金代墓屮出土瓷器，也以定窯為最多，常見的紋飾有萱草紋和荷花紋，尤其是江蘇江浦章氏南宋墓出土的定窯瓷器更為重要，根據墓誌為南宋慶元五年（1199年）墓，出土定瓷盤一件，碗三件。盤印鷙鴦蓮花，中心印雙魚紋。兩件碗印纏枝蓮、水 鳥，碗中心也印有雙魚紋，另一件印纏枝蓮雙鳳紋飾。盤、碗口邊均印回紋一周。這些金代墓與南宋墓出土的定窯盤、碗、碟，口沿都無釉。江蘇江浦章氏墓出土的瓷器日沿均鑲有銀口。這些器物均採用覆燒方法燒成的。

 

覆燒印花瓷器是定窯產品中的主流，不論在品質上或在數量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是定窯鼎盛時期的產物。定窯覆燒法與印花裝飾的出現，對南北瓷窯影響深遠。儘管這種覆燒法存在著一定的缺陷，但為了增加產量，還是被南北各地瓷窯廣泛採用。

 

“金代無定窯”之說，是以靖康之變為時代下限的。定窯的生產雖因靖康之變遭到很大破壞，但是並沒有徹底毀滅，上述金代和南宋墓出土的定窯瓷器就是證明。然而從靖康之變後，到金世宗大定元年以前的三十來年中，可能因戰爭等原因，定窯的生產處於中斷荒廢的狀態，所以這一時期的考古發掘中未發現定窯瓷器。金大定時期的定窯瓷器則不斷被發現，證明定窯在這時期得到了恢復與發展。金代定窯從原料、制坯、加工，到燒窯等技術，可以說是基本上延續宋制， 印花、覆燒技術大量採用，在紋飾題材上常用蓮花荷葉、纏枝蓮花、萱草、飛鳳、鴛鴦、雙魚等紋飾。這時期由於優質原料的大量耗損，除一部分優質產品繼續採用傳統制法外一部分採用砂圈疊燒法。這種方法是器坯施釉入窯焙燒以前，在盤、碗的內底先刮出一圈釉面，使其胚胎以防器物會燒時粘結，然後將瓷坯一個個疊起來入窯燒制，這種方法一般稱為“疊燒”。“疊燒”始于金代，不僅產量高，而且不用什麼窯具，與覆燒法相比，既節省人力又節省原料，從而大大降低了成本。覆燒法是定窯的一個創新，也是定窯瓷器發展的標誌，它既求數量，也求品質。與此相反，疊燒法是定窯袞敗下來的一種表現，它只求數量不求品質。到了元代覆燒法不再被採用而為疊燒法所代替，因而這一時期定窯瓷器無論在質地上還是裝飾上都遠不如以前，基本上失去了原來的風格。

 

​定窯在唐、五代時期，採用匣缽仰燒法，瓷器是在還原焰中燒成，釉色白或白中閃青（青白瓷），成為定窯白瓷的特徵。唐代後期，定窯因受邢窯的影響，在瓷器的造型與釉色上與邢窯有許多共同之處。五代時期，定窯瓷器出現了少量刻劃花裝飾。真正形成所謂定窯瓷器獨特風格是從北宋時期開始的。北宋初期定窯燒造變還原焰為氧化焰，瓷器釉色白或白中泛黃並運用刻劃花裝飾。北宋後期定窯匣缽仰燒為大裡採用支圈組合窯具覆燒，瓷器上的印花裝飾也相應地發展起來。金代大定以前，定窯基本上延續宋制。此後特別是到了元代，由於社會動盪與戰爭頻繁等原因，制瓷業向南轉移，制瓷工匠也紛紛南去，加以定窯的優質原料經過數百年，特別是覆燒法的採用而大量損耗，不得不改用疊燒法，生產粗製品，著名的定窯從此就衰敗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