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東方 | “黑石號”沉船出水器物雜考

“黑石號”沉船中出水了大量珍貴的九世紀早中期器物，為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使人們對東南亞海上貿易的認識大大改變。“黑石號”沉船中發現的部分銅鏡、瓷器和金銀器形制獨特，通過對其製造、使用和流通情況的討論，可進一步瞭解這一時期海上對外貿易模式。同時，結合揚州的考古發現，可知其作為重要的對外貿易口岸，見證了九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

被茫茫海洋隔絕的陸地板塊，限制了人們探尋大海彼岸的世界，同時也成為巨大的動力，激勵人們穿越浩淼的波濤，去瞭解異域的新奇世界。《新唐書》中唐代專門立傳的南海諸國約30個，其中訶陵（今印尼爪哇島）是唐朝與南亞及西亞海上交通的要衝[1]。這一海上通道，歷來海盜出沒、沉船頻發，大量神秘的寶藏隱匿在了暗礁散佈的水域間。1997年，德國人沃爾特法恩在此發現了一艘明朝的鷹潭號沉船。1998年又發現了11世紀宋朝的馬熱尼號沉船。同年，再次發現滿載9世紀中晚唐寶物的沉船——“黑石號”。

 

“黑石號”沉船上有6萬多件遺物，不同時代、不同區域、不同種類的器物聚集，提供了特別的研究視角，使人們對東南亞海上貿易的認識大大改變。

銅鏡帶來的啟示

黑石號中有一枚看上去並不精美的銅鏡，卻是考古學家苦苦尋找而從未發現的寶物——“江心鏡”。《異聞錄》載：“唐天寶三載五月十五日，揚州進水心鏡一面，縱橫九寸，青瑩耀日，背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如生動，玄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泰曰：鑄鏡時，有一老人，自稱姓龍名護，……謂鏡匠呂暉曰：老人家住近，聞少年鑄鏡，暫來寓目。……呂暉等遂移鏡爐置船中，以五月五日午時，乃於揚子江鑄之。”[2]首次展示在人們面前的“江心鏡”或“百煉鏡”（圖一），儘管鏽損，銘文“揚子江心百煉造成唐乾元元年戊戍十一月廿九日於揚州”仍清晰可見，明確了這就是“江心鏡”或“百煉鏡”。

 

圖一 江心鏡

 

《異聞錄》載，揚州進奉的“水心鏡”，存于長安內庫，後在天寶七載（748年）被道士葉法善尋出，用於道家祈雨的法事活動[3]。黑石號的“江心鏡”將八卦與四神結合，似乎是作法事活動的專用鏡，但為什麼會輸出海外呢？其實，唐代的銅鏡也廣泛用於各種祭祀中。《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開成四年（839年）五月二日……“日沒之時，於舶上祭天神地祗，亦官私絹，絞纈、鏡等奉上於船上住吉大神。”[4]可知唐代出海遠航用鏡祭祀，黑石號的“江心鏡”莫非也是這一用途？

 

“黑石號”上數量眾多的銅鏡中，值得注意的還有葡萄紋鏡（圖二）。這是唐代最多的銅鏡種類之一，此前被認為是唐代前期製造流行的鏡類。黑石號上的發現，多少衝擊了這一常識。黑石號船上大量瓷器等物品證明沉船的年代應已不再製作和流行葡萄鏡，而這裡的葡萄紋鏡可能是中晚唐時對前代和唐代早期銅鏡的仿製。可見揚州作為民間用鏡的集散地，市場上或許還能買到早期製造的銅鏡，參照船中的隋鏡甚至漢鏡（圖三），可以推測揚州市場甚至出售古鏡。

 

圖二 葡萄紋鏡

圖三 黑石號上漢鏡

瓷器的新發現

黑石號上最引人注意的是3件青花瓷盤（圖四：1，2，3），這是迄今首次發現的中國最早、最完整的青花瓷器。青花瓷風靡於元明清時期，而揚州唐城遺址發現了一批青花瓷片[5]（圖五），但因為唐代沒有更為有力的青花瓷證據，以致對其產生時代的不同觀點無法統一。黑石號的青花瓷盤與大量無可爭議的中晚唐瓷器同出，來自中國也無可懷疑，解決了唐代已經可以燒造青花瓷的歷史懸案，又明確可知青花瓷在當時已經輸出海外。

圖四：1 青花瓷盤

圖四：2青花瓷盤

圖四：3青花瓷盤

圖五 青花瓷碎片

三件青花瓷盤上的紋樣不完全相同，但構成和母題如出一轍，這種結構和特色的紋樣，在揚州出土的瓷片上也有發現[6]，表明當時揚州有人使用、銷售這類瓷器。瓷盤上的紋樣與同船發現金盤的紋樣風格十分相似，卻在大量唐代陶瓷器、金銀器中罕見，難道在製作時有購買者參與設計，是專門定做的器物？

如果說青花瓷幽靚蒼翠，那麼長沙窯瓷器則絢麗多彩。此前經大面積發掘的窯址因是廢棄的場所[7]，幾乎沒有完整無損的器物出土。“黑石號”上的5萬多件長沙窯瓷器器物完整，是一次空前的發現。

中晚唐崛起的長沙窯，產品具有很強的平民意識，器物紋樣沒有任何束縛，還書寫當時流行的民間諺語、俗語、俚語、詩文等，面向普通百姓，以低價參與市場競爭[8]，因此盛銷於國內市場，並很快成為外銷日用瓷的大宗。特別是“安史之亂”後，陸上絲綢之路衰落，湘江岸邊的長沙窯通過水運與揚州、廣州、南安連接，使沉重易碎，不適合大規模、長途陸路的陶瓷器有了新的出口，海上絲綢之路逐漸興起。黑石號上長沙窯瓷器的巨量發現，更加說明當時這類瓷器外銷的事實。海外市場的需求促進了長沙窯自身的發展，出現了非中國傳統的紋樣，如桫欏樹、椰棗紋，以及各式胡人表演的圖案，甚至出現阿拉伯文字，顯然是適應外銷專門製作的。

 

黑石號上還出現了帶“盈”、“進奉”字款的器物（圖六：1，2）。一般認為，“盈”字款瓷器進入皇室的大盈庫[9]。由於多出土于邢窯窯址[10]，又被認為屬邢窯產品，是供皇室享用的瓷器。而參照以往的發現，黑石號上帶有“盈”字款的綠釉花口碗應產自河南鞏義窯，也就是說帶“盈”字款的器物並非邢窯獨有。黑石號上的物品是商品，應是在揚州一帶購買。“盈”字款的白瓷，除在唐長安大明宮外，在西明寺、青龍寺、西安唐新昌坊也有出土[11]，且在邢臺市[12]、河北易縣[13]的非高級貴族的唐墓中發現，可見把“盈”字直接與大盈庫對號入座的看法還應仔細斟酌。也許帶有“盈”字款的器物在唐代皇室宮廷使用，卻並非是專用，在民間和市場上也有使用和出售。黑石號還有“進奉”款的白釉綠彩瓷，說明“進奉”款的器物也會流入市場。

 

圖六：1  盈字款盤子

圖六：2 進奉字款

 

黑石號上還有一件白釉綠彩帶把瓶（圖七），形似“胡瓶”，但高度將近1米，與唐代流行的高度在25釐米到45釐米之間的用於日常生活的胡瓶不同。如果瓶內裝上液體，把柄根本無法持重，故無實用功能。中國境內相似的瓶多出於墓葬，如河北蔚縣榆澗唐墓的綠釉帶把瓶（圖八），與同出的類似的大型塔式罐[14]都屬於喪葬用品。白釉綠彩帶把瓶發現于國際貿易的黑石號船上，表明喪葬用品如果脫離了特定的區域便會失去自身的含義。此外，黑石號上的帶把瓶頸部和高足部分飾鳳或孔雀尾式的紋樣，腹部有方框四角帶植物紋樣，這在船中的碗盤上也有發現，卻幾乎不見於中國發現的大量瓷器上。是否可以這樣解讀：這是外國人定做的器物，故採用自己喜歡的紋樣。或者是外國人在中國見到這種器物，不知與喪葬有關，於是定購了這種奇異的器物？

 

圖七  白釉綠彩帶把瓶

圖八  榆澗唐墓綠釉帶把瓶

金銀器與胡商

揚州一帶也被稱之為浙西，中晚唐以後工業、商業崛起，其中金銀器製作逐漸成為中心。黑石號的金銀器最大的可能是在揚州一帶製造。原本唐代製作金銀器的中心在長安，由中央政府控制的“金銀作坊院”生產。八世紀中葉以後，產、貢金銀的州府大都在南方地區，全國產金地南方占92%，產銀地南方占94%，嶺南道、江南道一躍成為金銀器製作原料新的供應地。文獻記載中皇帝索要的數目驚人的金銀器的製作地也正是揚州一帶。

黑石號上的金銀器中有多件銀盒（圖九：1，2，3），都是曲瓣的形態，造型如花朵或雲朵，刻意強調器物的弧曲變化，使整體造型優美流暢，正是當時南方器物普遍流行的做法。黑石號的一件銀盤上有犀牛紋（圖十），與偃師杏園唐墓出土銀器類似[15]，這種寫實的風格與南方地區追求動物造型的逼真效果頗有淵源。唐代南方金銀藝匠的創新，非中原藝匠敢於嘗試，極具南方風格，體現了南、北在傳統習俗和藝術品味上的不同。更可推知，沉船上的金銀器不僅產於中國，而且是南方揚州一帶的產品。

圖九：1  銀盒

圖九：2 銀盒

圖九：3 銀盒

圖十  犀牛紋銀盤

 

揚州既是金銀器製造中心又是集散地，還是唐朝皇室所需的供應地，黑石號上的發現則首次證明了揚州一帶的金銀器還遠銷海外。不僅如此，有幾件器物前所未見。方形金盤（圖十一）除造型特殊外，紋樣主題為似芭蕉的植物葉，並在中心構成“卍”字圖案，邊飾也由這種植物葉排列組成，與絕大多數用細碎葉瓣組成邊飾的中晚唐金銀器不同。“卍”字在佛教文物中可見，少量出現在銅鏡上，有人解釋為吉祥符號，出現在金銀器上尚屬首見。方形金盤為孤品，紋樣新穎，是否可能是為輸出海外專門製造的呢？

 

圖十一  方形金盤

 

沉船上還有一件帶把杯（圖十二），八棱杯體，每面粘貼有一歌舞胡人，沒有地紋。唐代前期曾出現一批帶把的八棱杯，是受粟特影響出現的器類[16]，主要出現在中國北方地區，盛唐以後幾乎不見。黑石號的帶把杯在造型上與唐前期的同類杯十分相近，連把上、指墊上飾胡人頭的細節都屬同一風格。這件器物重新出現在揚州，並非是全新的創造，其所帶有的古老和異域的神韻，外國人才更熟悉，或許是揚州的商胡不僅銷售而且製造金銀器，很可能是按照外來貨船上的人的意圖甚至是提供的設計來製造的。

 

圖十二  帶把杯

黑石號與揚州

黑石號沉沒時的揚州，憑藉入海口的天然恩賜、大運河的開通，加上附近物產豐富，逐漸成為中晚唐的生產、商貿基地，並贏得了天下財富“揚州一益二”之譽[17]。唐朝在揚州設有軍政合一的大都督府和淮南節度使，還有主管運輸事務的鹽鐵轉運使常駐，保證了揚州在東南政治中心的地位。各地物品先到揚州，再輻射四方；海外貿易也使各種人員、各國商客聚集揚州。揚州作為新興的港口開始在海上絲綢之路扮演了重要角色。

 

“黑石號”出水文物中有幾件伊斯蘭陶罐（圖十三）、一個玻璃瓶（圖十四），還有數枚南亞的銅鏡，應是船員的生活用品。同樣的伊斯蘭藍綠釉陶，在揚州晚唐地層內曾發現幾百片，還有一件完整的雙耳綠釉大陶壺[18]；揚州波斯邸胡店還出土大量伊斯蘭納鈣玻璃殘片[19]，可能是從伊斯蘭世界運來，準備在揚州進一步加工為成品[20]，表明在瓷器等大量外銷的同時，外國物品也流入了唐朝。

 

圖十三  伊斯蘭罐

圖十四  玻璃瓶

 

黑石號和揚州的考古發現，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西元九世紀中葉，亞洲政治格局和勢力版圖發生著重大變動，各地之間原有的交往方式破裂，一度興旺發達的陸上絲綢之路逐漸沉寂。然而對異域財富的渴望，對不同文化的好奇，仍促使人們尋求新的通道或以新的方式重新交往。9世紀之後，中國乃至歐亞的溝通開始以海路為主，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

 

[1] 參見《新唐書》卷二二二下《南蠻傳》下，中華書局，1975年，頁6297-6314；《梁書》卷五四《諸夷》，中華書局，1992年，頁783；東晉法顯撰，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遂溪縣博物館：《廣東遂溪縣發現南朝窖藏金銀器》，《考古》1986年第3期；吳玉貴：《唐文化史·對外文化交流編（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2]《太平廣記》卷二三一《器玩》三，李守泰條引《異聞錄》，中華書局，1961年，頁1771。

[3]《太平廣記》卷二三一引《異聞錄》，中華書局，1981年，頁1771、1772。

[4]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57。

[5] 文化部文物局揚州培訓中心：《揚州新發現的唐代青花瓷片概述》；揚州博物館：《揚州三元路工地考古調查》；顧風、徐良玉：《揚州新出土兩件唐代青花瓷碗殘片》，《文物》1985年第10期。

[6]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河南唐三彩與唐青花》，圖607、608，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418、419。

[7] 參見長沙窯課題組：《長沙窯》，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8] 長沙窯的一件盤口細頸型，帶有“油瓶伍文”銘壺。

[9] 陸明華：《邢窯“盈”字以及定窯“易定”考》，王長啟：《西安市出土“翰林”、“盈”字款邢窯白瓷罐》，支廣正：《唐代邢窯貢瓷“盈”字款研究》，呂成龍：《唐代邢窯“翰林”、“盈”字款白瓷罐芻議》，參見邢臺市文物管理處等編著：《邢窯遺址研究》，科學出版社，2007年，頁256-262、408-409、514-521、479-482；彭善國：《試析“盈”字款瓷器》，《考古與文物》2007年第1期。

[10] 內丘縣文物保管所：《河北內丘縣邢窯調查簡報》，《文物》1987年第9期。

[11] 尚傑民、程林泉：《西安南郊新發現的唐長安新昌坊“盈”字款瓷器及相關問題》，《文物》2003年第12期。

[12] 李恩瑋：《邢臺市邢鋼東生活區唐墓發掘報告》，《文物春秋》2005年第2期。

[13] 該墓出土墓誌，墓主人只是唐易縣錄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易縣北韓村唐墓》，《文物》1988年第4期。

[14] 蔚縣博物館：《河北蔚縣榆澗唐墓》，《考古》1987年第9期。

[1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偃師杏園唐墓》圖版26：2，科學出版社，2001年。

[16] 齊東方：《唐代粟特式金銀帶把杯》，見《唐代金銀器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345-367。

[17]《容齋隨筆》卷九：“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為一而蜀次之也。”中華書局，2005年，頁123。

[18] 顧風：《略論揚州出土的波斯陶及其發現的意義》，葉奕良主編《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21-28。

[19] 揚州城考古隊：《江蘇揚州市文化宮唐代建築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4年第5期。

[20] 安家瑤：《玻璃考古三則》，《文物》2001年第1期。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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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齐东方《“黑石号”沉船出水器物杂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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